学术评价，对一个学者和一个学术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学术地位的确立，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学术评价的标准就成了关键问题。各式各样的学术评价标准，已让人眼花缭乱。不断调整的标准，更让人感到跟不上趟儿。我认为执简驭繁的办法是首先把学术评价的因素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量化因素，一部分是非量化因素。量化因素指那些可以量化，可以直接填入“考核表”的学术因素，包括学历、学位、职称、职务、头衔、论文、著作、获奖、项目、经费等。这些在学术评价中可以直接赋分。非量化因素，则是无法填入考核表，无法直接赋分而又可以提高学术影响力、形成学术声望的因素。我们对量化因素，大都比较熟悉而且习惯接受了。而对非量化因素，则处于有认识而无法充分纳入考核标准的状态。

  非量化因素，在教学上表现为教学效果良好，善于讲课而且水平高。据我的老师霍旭东先生说，高兰先生上课，学生甚至屁股会不自觉地离开座位，处于半站半蹲的状况。袁世硕先生也曾模仿赵俪生先生讲课的口气，神采飞扬。吉常宏先生也曾绘声绘色地讲述季镇淮先生上课的精彩和见解独到。在我们熟悉的考核标准中，这都不能直接赋分。在信息化的今天，上网课、拍慕课、电视授课、线上演讲，有的老师听众甚多，有时观众成千上万，疫情期间表现尤为突出。山大文学院青年老师寇鑫在疫情期间上网课，讲现代汉语，听课学生的数量就远超于想象。这同样无法在考核中直接赋分。教学中的非量化因素还表现在广泛存在于教学生活的辅导学生读书、写论文，为学生改文章，带领学生搞读书会，辅导学生学习社团等。这些影响学生一生，甚至促成学生成才的重要因素同样属于非量化因素。一所优秀大学，一个优秀老师，他的优秀，他的学术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教学表现，可是这些表现长期以来构不成老师提职晋级、评人才帽子的条件，所以都属于非量化因素。

  非量化因素还经常表现在辞书及百科全书编纂上。辞书，大百科全书，具有包罗万象的跨学科特点，同时要求有较高的准确性，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总结。我国辞书《辞海》《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有很高的学术信誉，可是每个词条都不知道是谁写的，有的有主编、副主编、编委，有的则署集体名，没有任何个人署名，使用辞书的人也并不留意辞书的编者是谁。我的几位老师参加过《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十年辛苦，评职称时不敌别人一本小册子，哪个词条是你写的呢？说不出来。原创性词典，首先要从一本一本的书中把“词”析出来，同时析出例句。如果书中有旧注，也要抄出来。所有的条目再合并起来，一个词在哪些典籍中使用过，就可以通盘考虑其基本词义，分析出“义项”，每个义项拟出准确释义，再跟上例句。一个词条拟出初稿，还要进行二审、三审，最终形成的词条，往往是几个人的智慧凝结而成的。一个短短的词条，署谁的名字呢？蒋维崧先生是《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在《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给蒋先生当过助手的刘晓东老师曾回忆，蒋先生对“面首”一词的含义的确定，其早期含义是“娇美的男子”，大约唐代才有了“供贵族妇女玩弄的男人”这一含义。蒋先生虽然是负责山东省编写工作的副主编，他的名字也赫然在词典前头，可是谁会知道这个义项是他的见解呢？至今还有评职称的学术成果认定办法，规定辞书不是学术成果，或者辞书只相当于著作的一半。因为辞书的著作方式是“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中“中国文学卷”当中的“宋代文学”这个条目是刘乃昌先生写的，这部书倒是为撰稿人在条目末括号内署名了。刘乃昌先生撰写这个条目，说明他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可是一个条目字数了了，我们通常的学术成果认定办法还对论文的字数有规定，字数少了也不算。更何况，这类条目一般被认为是综括总结性的，而非创造性的，在对“创新”的要求泛化到每个角落的年代，刘乃昌先生的这个词条是否被认为是学术成果也还是个问题。时至今日，“学术综述”不被认定为学术论文，也还是较为普遍的评价规则。刘建亚教授送给我他主编的《数学文化》杂志，有一期介绍日本人编的《岩波数学辞典》第四版，介绍者认为第四版吸收了世界数学界的最新成果，比起第三版，已大规模改写了，刷新程度无异于重新编写的一部新书。《岩波数学辞典》是日本数学界协作的代表世界数学界前沿水平的数学辞典。我问刘建亚教授，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编一部数学辞典呢？我考虑与我们的学术成果评价办法有关，参加编写大辞典，结局是什么呢？得不到承认与尊重。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在当时被认为是敦煌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白化文先生负责撰写“非佛经”的“四部典籍”词条，这也可以代表白先生在敦煌学界的地位，可是白先生希望当一名“编委”，也还不顺利。所以说，辞书编纂，一方面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总结，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是参加者的个人成果在学术评价中几乎无法直接进入评价体系，无法直接填入考核表“得分”。湖北大学汪耀楠先生多年前向我谈到编词典的艰辛，援引一位外国人的话，认为参加编辞书是一种“劳役”。辞书可以赢得学术声誉，在学术考核中却是非量化因素。

  非量化因素还常见于大型集体科研项目。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由于种种原因，历时三十年才完成出版，获得多个大奖，可是参加工作的三代人，在成果出版时已去世一半，而且所有参加的人，几乎都没评上教授。为什么呢？第一点是我们的学术评价只承认已出版的成果，一天不出版，一天就是零分。第二点是主要承认“第一作者”，至于在一片署名人中有你的名字，那几乎约等于无。所以即使你活着，也还是得不到多少分。具有标志意义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参加者的学术待遇也类似。有人看明白了，从来不参加大型长线科研项目。可是，具有文化上的建设性意义的成果，从《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哪一项不是合作的成果呢？单打独斗，可以成全一名优秀学者，却无法铸就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文化史上的丰碑。人们总是要求“奉献精神”，可是奉献者为什么总要受委屈呢？

  非量化因素当中较大的一个方面是“特殊人才”。我的老师刘晓东教授，可以不折不扣地说是“九经三传皆通习之”，《十三经注疏》研读多遍，《广韵》手抄五六遍，任何一个字的反切张口就来，深受导师殷孟伦、蒋维崧先生赏识，大江南北各大高校的同行对刘先生的学养公认不疑，深致尊敬，可是在“量化标准”面前却不占优势。一个人物的存在，对一个学科、一个大学，是无形的学术资源，叶嘉莹之在南开，林毅夫、杜维明之在北大，叶国良、龚鹏程之在山大，没有人问他们是否有人才帽子，是否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发了多少C刊，获得几个大奖，他们是自然发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我们的“学科评估表”中，他们几乎填不进去，可是带来的学术声誉甚至高于可以填入表中的“代表性学者”。

  我们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过多地依赖量化因素标准，极端结果就是“五个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型科研项目极不容易开展。作为参加者，最后可能是受苦者。作为主持人，邀请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友人、门生参加大型长线项目，十年合作，一无所获，自己也就成了坑害朋友的人。可以说是“两厢不情愿”。大型长线项目热热闹闹开题，悄无声息结项，甚至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我们下一代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的领军人才如何产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高度重视学术评价中的非量化因素，把非量化因素用合法的科学的规则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使量化因素与非量化因素相结合，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评价体系。高度重视非量化因素，对我们的学术领导者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制定学术政策、人才政策，尤具战略意义。

  （作者：杜泽逊，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